梁惠王认为自己是为民分忧的,可是孟子却不这样认为,他举了个战争中逃跑的例子,五十步笑百步,同样是逃跑,有什么资格讥笑别人呢?也就是说,所有的统治者都不愿意自己的民众死得光光的,当有天灾人祸发生时,统治者们总要顾及一下民众,以期得到民众的拥护。但是这种顾及,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的安居乐业问题。所以不是最佳的行为方式。所以孟子提出了“不违农时,……养生丧死无憾”的等等王道政策。
这些为民着想的政策,其实从周初以来就有的,如《国语•鲁语上》:“鸟兽孕,水虫成,兽虞于是乎禁罝罗,矠鱼鳖以为夏犒,助生阜也。鸟兽成,水虫孕,水虞于是禁罝罜蔍,设阱鄂,以实庙庖,畜功用也。”《国语•周语》说:“周制有之曰:‘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国有郊牧,疆有寓望,薮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御灾也。’其馀无非谷土,民无悬耜,野无奥草,不夺民时,不蔑民功,有优无匮,有逸无罢。国有班事,县有序民。今陈国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间,功成而不收,民罢于逸乐,是弃先王之法制也。”以及《论语》中孔子有许多爱民思想,这些很好的为民政策为什么没有得到发扬和传承呢?这就要从周初的大封建说起,本来分封而建立诸侯邦国是件好事,是周初统治者将自己信得过的人派出去镇守各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世袭制的弊病和陋规,后来各诸侯邦国的继承者们都将所辖之地认为是自己的私有,而既得利益不容侵犯,个人利益更不容侵犯,于是私有制就愈演愈烈,从争夺人类赖以饱腹的食物开始,到争夺财产,再到争夺可以生产财产的土地,人类的私欲失去了限度,变得荒淫而可怕。人类更失去了应该凝聚的特性,成了一盘散沙,各自为阵,顽固地坚持着所谓的民族习惯、民族风俗(所谓的优秀种族),个人利益,并且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上,采取了纯粹的地方保护主义,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根本不考虑、不在乎别人的生存环境、生存条件,不考虑、不在乎别人的生存与发展,不考虑、不在乎大自然运行的独特规律,只想自己来统治这个大地上的人类,统治大自然,作威作富,只手遮天。因此就有了混乱不堪的春秋战国时代。孟子在此时重提王道和爱民思想,重提行为方式问题,是有着很重要的历史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