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丘灵鞠是吴兴乌程县人。祖父名系，任秘书监。灵鞠从小爱好学习，很会写文章。由于要代郡守行上计，所以出仕任郡吏。州府征召他为从事，去见领军沈演之。沈演之说：“我从前为州吏时，去见领军谢晦，宾主坐的地方、位置，正和今天我们所坐的一样。您将来或许也会像我现在一样。”举荐他为秀才，任州主簿。屡经升迁后为员外郎。

　　宋孝武帝刘骏的殷贵妃去世，丘灵鞠献上挽歌诗三首，其中有一联写道：“云横广阶暗，霜深高殿寒。”宋孝武帝挑出造一句来倍加叹赏，授职为新安王北中郎参军，出任为剡地乌程县令，不得志。宋明帝泰始初年，舆东贼事有牵连而被限制不许做官好几年。褚渊为吴兴太守，对人说：“这郡的才学之士祇有丘灵鞠和沈勃。”于是上报为丘灵鞠申诉。明帝命他着《大驾南讨纪论》。过了很久，授给他太尉参军之职，转迁安北记室，兼扶风郡太守，丘灵鞠推辞不就任。后任尚书三公郎，建康令，转官通直郎，兼中书郎。

　　宋顺帝升明年间，丘灵鞠升任正员郎，领本郡中正，仍旧兼职中书郎。当时正碰上宋禅让于齐，齐太祖派丘灵鞠参加执掌诏书策令。齐太祖建元元年，他转官为中书郎，仍旧领本郡中正，任命他主管束宫文书起草事务，不久又执掌知国史。建元二年，出任镇南长史、寻阳相，升为尚书左丞。齐武帝即位，叉转官为通直常侍，不久又兼东观祭酒。丘灵鞠说：凡是做官都不愿意经常变动，假若让我作一辈子的祭酒，我也不遗憾。”

　　武帝永明二年，承命作骁骑将军。丘灵鞠不喜欢武职，对人说：“我应该回到东方去挖掘顾荣的坟墓。江南之地方圆数千里，士人能获得荣耀的，都出白这裹。顾荣却忽然导引那些鄙夫们渡过长江，妨碍了我们的前途，死有余辜。”于是改任正员常侍。丘灵鞠喜欢喝酒和品评人物。他在沈渊处看到王俭的诗作，沈渊说：“王令的文章大有长进。”灵鞠说：“比得上我没有长进时的文章吗?”这句话被王俭知道了。丘灵鞠在刘宋时代诗文的名气很大，进入齐朝后稍稍减退。他披头散发放纵行迹，没有仪表，不治理家产祖业。王俭对人说：“丘公作官没有长进，文才也退步了。”丘灵鞠升任长沙王车骑长史，太中大夫，后去世。着有《江左文章绿序》，起于束晋太兴年，终于束晋末元熙年。文集通行于世。

　　檀超字悦祖，高平郡金乡人。祖父名弘宗，是刘宋时的南琅邪太守。檀超年轻时喜爱文学，放纵不羁，出仕为州西曹。他曾经与别驾萧惠开共过事。而不肯处于他的下位。他对萧惠开说：“我和您都是从一个老太太那儿延续出来的人，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萧太后是惠开的堂祖母，而长沙王萧道怜的贵妃则是檀超的姨祖母。檀超后被举荐为秀才。宋孝武帝孝建初年，因犯事被迁徙到梁州，任宣威府参军。孝武帝听说檀超有文才，诏令回京到束宫当差，官授骠骑参军、宁蛮主簿，镇北谘议。檀超多次作为藩王的辅佐官，不得志，转官为尚书度支郎，车骑功曹，桂阳内史。后檀超晋升为殿中郎，兼中书郎，零陵内史。征北骠骑记室，国子监博士，兼左丞。檀超特别喜欢喝酒，爱好歌咏吟诵，举止平和柔顺，将自己比作晋朝郗超，说是“高平二超”。并对入说：“尚觉得我比郗超更为优秀些。”齐太祖很赞赏宠爱他。升任骠骑将军，常侍，司徒右长史。

　　建元二年，齐始设置史官，以檀超和骠骑记室江淹掌管修史之职。他们上表确立条例，凡开元纪号，不用宋室年号，人物的官封赏爵，都见于人物自己的传内，无须凭藉年表来记录。立十志，其中《律历》、《礼乐》、《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艺文》等志依照班固的体例，《朝会》、《舆服》两志依照蔡邕、司马彪，《州郡志》依照徐爰。《百官志》依照范晔，合于《州郡志》内。班固把五星放在《天文志》中记载。而把日食放进《五行志》中，而檀超、江淹则把日食改载入《天文志》。以建元造一年号为齐朝的开始。因为皇帝的女儿出身于皇族，所以特为其立传，以明确她们与皇帝具有重要的甥舅关系。又设有《处士传》、《列女传》。齐高帝颁诏命内官外廷详细评议。左仆射王俭发表意见说：“财物粮食的重要，足《洪范》八政所优先考虑的问题。粮食财货能够通有无则国家富足人民殷实，所以应当编入史书，以表明对于务本的重视。《朝会志》，以前的史书都不写，蔡邕称道其先师胡广的学说《汉旧仪》，这衹不过是蔡伯喈的一家之言，细微琐碎的小小仪式，不值得着录。应当立《食货志》，省略《朝会志》。《洪范》九畴，又称作五行。五行的根本，最先是水火的精华，这是日月五行的宗旨。现在应当效法前代史书的法规体例，不要有什么更改革除。此外，立《帝女传》也不是我这浅陋的见识所赞同的。假使帝女中有高深的道德卓异的品行的人，自然应该记载在《列女传》内，如果她们衹具有平常的品德，就依照旧例不载入史书……高帝韶令：“日月灾害属于《天文志》，其余的就照王俭的意见办。”檀超撰写史书的功业尚未完成，便死于任上。江淹撰写完成了史书，但还不够完备。

　　当时有一位豫章人熊襄着有《齐典》，上限从十代开始。他的《序》说道：“(尚书．尧典》篇，叫作《虞书》，都附录于我的叙述之中。所以通称为齐书，名叫《河洛金匮》。”

　　卞彬字士蔚，济阴冤句人。祖父嗣之作过中领军。父亲丝之，有刚正之气，为上虞县令。卞彬才能品行都与众不同，文章有很多指斥讥刺世弊的地方。州府征召他为西曹主簿，奉朝请，员外郎．宋元徽末年，由四位贵人辅政。卞彬对后来成为齐高帝的萧道成说：“外面有童谣说：‘可怜可念尸着服，孝子不在曰代哭，列管暂鸣死灭族。’您是否听说过?”当时王蕴父亲亡故正在守孝，后和袁粲同死，所以说是尸着服。服就是衣，褚字偏旁为衣；孝字去掉子而用曰字代替，这说的是褚渊。列管，即是萧。卞彬退出之后，萧道成笑着说：“这首童谣是卞彬自己作的。”齐朝建立初始，卞彬又说：“谁说宋很遥远?踮起脚尖便能望见它。”齐高帝听了这话，也不怪罪。卞彬被授予右军参军之职。他家贫穷，外任南康郡丞。

　　卞彬颇能饮酒，放浪形骸。作《蚤虱赋序》说：“我居家贫困，粗布衣裳十年没有添制。一件麻衣布袍，就是我生命的寄托，凭藉它度寒过暑，从来没有更换。身体多病，起居粗疏简易，裹着破棉败絮而睡，不能自解。更兼秉性松懈怠惰，懒于侍弄皮肤，洗刷不勤，沐浴失时，四肢多毛，加上恶臭污秽，所以在苇席蓬带之间，跳蚤叽虱遍布丛生。周身奇痒，无时无刻，抓摸挠痒整日不停。谚语说，早上出生。糁虱子傍晚就有后代。像我身上的虱子，没有热水洗刷的愁虑，断绝了互相哀吊的忧思，在长期不洗的烂衣破裳之间宴享聚会，衣服从不变换，手掏齿啮不能于身；我性格轻慢不拘迟缓懒散，又不勤于搜捕征讨，所以它们子子孙孙，在此已繁衍了三十五年。”这裹用简略的语言所概括的都是真实的记录。

　　授卞彬为南海王国郎中令，尚书比部郎，安吉县令，车骑记室。卞彬生性喜好饮酒，以葫芦、瓠瓜、杬木皮作为菜肴，戴丝帽十二年也不变换；用大葫芦作火笼，所用物具大多是些奇奇怪怪的。他自称为“卞田居”，称妻为“傅蚕室”。有人劝谏他说：“您一切的仪态品行都不持守，那么名誉爵位怎么能够上升?”卞彬说：“掷五木，掷了十次便收藏起来，这是掷子者的笨拙。我喜欢掷五木，正想把它掷个痛快。”永元年间，为平越长史、绥建太守，死在任上。

　　卞彬又作了《禽兽决录》，认为禽兽是：“羊性邪恶而狠毒，猪性卑鄙而率直，鹅性顽固而傲慢，狗性险恶而奸诈。”这都是指斥权贵。他的《虾蟆赋》写道：“系青带拖紫袍，名叫蛤蟆。”世人说这是比喻令仆，其中又有：“蝌蚪唯唯诺诺，群集浮游暗水。曰以继夜地奔忙，被役使得像鬼一样。”世人说这是比喻令史谘事。卞彬的诗文流传于民间。

　　永明年间，琅邪人诸葛勖为国子生，作《云中赋》，指斥祭酒以下诸人，都有形似的地方。因犯事被囚禁在东冶，因此作《东冶徒赋》，世祖见了，赦免了他。

　　又有陈郡人袁嘏，自己很看重自己的诗文。他对人说：“我的诗应当要用大材来压住它，不这样的话它就要飞离开去。”建武末年，作诸暨县令，后被王敬则杀害。

　　丘巨源是兰陵郡兰陵县人。初年这地方被划给丹阳郡，以后才归属兰陵邹。丘巨源年轻时被推举为丹阳郡的孝廉，被宋孝武帝所知遇。大明五年，敕命他协助徐爱撰写国史。塞运游崩，江夏王刘义恭把他要去执掌书记。宋明帝即位，令他参预诏诰，引用在左右之列。从南台御史转作王量塞镇军参军，因守父母之丧而回家乡。

　　元徽初年，桂阳王刘挝在寻阳，认为丘巨源有文采，所以派船迎接他，并赠送钱物。丘巨源托萧道盛之名而自己上奏，敕令起用巨源使他留在京师。生阳事发，派他在中书省撰写符檄，挂厘之乱平定，拜官为奉朝请。

　　丘巨源希望获得封赏，但没有得到，于是就写信给尚书令袁粲说：

　　小民我相信天理真心待人，对于人事的估量则愚昧不明，以为赤诚能感动上达于天庭，获得奖赏以回报我微小的期望；岂料寂寞无声息，倏忽问已过三年?评论者必定会说撰写符檄记录公文衹是些低贱的伎俩。不是执掌生杀大权的人所期待的；开导劝谏也是些低下的杂说，不是判定是非曲直所应当依托的。然而，事物总是先有名义后有事功的，军国原有的典章，已将七德九功，明载于当世。仰观天星排列，则右为将而左为相，俯家人伦次序，则西为武而柬为文。所以，我等原本就不是尸祝巫现一类的人物。

　　去年兵变事起非常紧迫迅急，虽然元凶很快被剿灭，但世人的思想情绪却更加迷惑昏乱。茅恬、千龄相继开城叛变，当此之时，那些心胸朝向着胡、越，去新亭奉迎的士人百姓多得充塞了道路，投名报效朱雀的，无论蠢笨者或是聪明人，几乎万人空巷。但别人被迷惑我却没有被迷惑，别人敬畏我却不害怕，这是第一点要讲的。

　　在新亭能临机应变，抽刀斩杀贼子的，衹有张敬儿一人而已；而在中书省能奋笔指贼无所顾忌的，也衹有我丘巨源。文武相比较，诚然各有优劣，但面临死亡以决定成败，抵抗崩天的强敌和不测的灾祸，请问世界上这种胆量谁能比得上?这是第二点要讲的。

　　再则当时局势动荡，朝廷普召文人学士，闻风而至者，无不尽集黄门、中书省，并不缺少那些铺张文笔显扬辞采的人，那么替朝廷撰写符檄的当是大手笔，为什么反而要去依赖凡夫俗子呢?如果由于贼人强盛，胜负难测，所以群贤胆怯而不敢染指于笔翰，则我应该因为勇敢而获取奖赏；假如说由于撰写符檄是很难的，必须要笔力雄杰的人来完成，所以群贤推选能人而委托于我，则我应当以才干而被赏赐爵位，这是第三点要说的。

　　我曾私下看见惩罚桂阳贼子的条例中列有二十五人不能够得到赦免，李恒、钟爽同在其中，战败后出降，他们的罪行也一块被免除，而吴迈远却被灭族。谕处罚则拿笔的文人遭受大祸而拿刀枪的武人却无大害，论赏赐则武人获得特别奖励而文人却被埋没，这是第四点要讲的。

　　况且吴迈远行文措辞，并没有什么盛气凌人和傲慢的地方，而我作符檄，放言馒骂污辱，文章一出手，就有粉身碎骨的危险。假使桂阳王能实现自己的志向，那么我若不被车裂于军门前，便被腰斩在都市中，婴孩也被剁成肉泥，这是值得深虑的，这是我要讲的第五点。

　　以往军旅中，万余甲士，十分之九都是多余的闲散人员，真是太多啦，但都能够攀龙附璘，如云一样腾飞高翔。至于像我这样的狂夫，真是少得可怜。徒然掌管敕书符旨这类大事，却白白地湮没无闻。难道肩扛盾牌于尘埃之中的，倒都是白起，而操持文牍事务处于前列者，则全不是鲁连吗?我很癫狂。国家选用迅捷的快马，驰聘于烽烟旌旗的战场；皇上择取峻逸的飞乌，腾飞在遍布罗网的地方。我既能够凌驾于敌人之上而不退缩，争先驰飞而不辜负上司的期望，确实应该获得微薄的赏赐，稍稍沾点宴饮的光。可是却像蜉蚁一般被抛弃于沟壑之中，如土灰一样被扔掷在赏论之外。那些随从跟着参战的人，既没有武艺又不勇敢，都凭藉这点登上了高高的官阶；平凡舒适地在台府供职的人，既没有文才又不具备武略，却安坐侍立在殿堂之上。看自己是这样的穷迫困窘，看别人却那样辉煌腾达，人既非草木，怎么能消除这不平的声音。

　　但是，丘巨源的要求终于没有被满足。

　　丘巨源相继辅佐各王府，转官羽林监。齐建武元年，为尚书主客郎，领军司马，越骑校尉。授官武昌太守，拜谢完毕，不乐意去江外，变世担问他原因，丘巨源说：“古人云：‘宁饮建丛水，不食选员鱼。’臣年事已高，宁肯死在建业。”于是派他作余杭县令。

　　沈攸之事件时，太祖派丘巨源为尚书符荆州，丘巨源因此又希望获得特别的奖赏，但未能如愿，从此以后心中常怀不满。当齐高宗还是吴兴太守时，丘旦逊曾作《秋胡诗》，内中有讥讽语言，所以后来因别事而被杀。

　　王智深字云才，琅邪临沂人。年轻时跟随陈郡人谢超宗学写文章。王智深喜好喝酒，口舌笨拙言语枯涩，缺乏风度。宋建平王刘景素任南徐州刺史时，作有《观法篇》，王智深写文唱和受到赏识，被征用为西曹书佐。他贫寒没有帛衣，还未走马上任，刘景素便起事失败。王智深后出任为州祭酒。齐太祖还是宋镇军将军时，丘巨源便将王智深推荐给了太祖，被任命为府行参军，又拜授为豫章王国常侍，调任太学博士，豫章王大司马参军，兼记室。

　　齐世祖命太子家令沈约撰《宋书》，计划为袁粲立传，请世祖审定。世祖说：“袁粲自然是宋室的忠臣。”沈约叉记录了宋孝武帝和宋明帝很多卑鄙猥琐的事情，齐世祖派近侍对沈约说：“宋孝武帝的事迹不容贬毁。我以前曾经臣事于宋明帝，您要考虑一下礼仪上的韩恶之义。”于是宋明帝的丑事便被省略删除了很多。

　　世祖又赦命王智深撰《宋纪》，在芙蓉堂召见他，赏给衣物服饰，赐给住宅。王智深向豫章王诉说家境贫寒，王说：“必须等到您将书写成后，再讲俸禄之事。”书写成共有三十卷，世祖后在璇明殿召见王智深，命他写表章奏上。表未奏而世祖已崩。郁林王隆昌元年，敕命索取这部书，王智深升为竞陵王司徒参军，后因犯事而被免职。江夏王萧锋、衡阳王萧钩对待他都很好。

　　当初，王智深受到司徒袁粲很友善的接待，等到他撰写《宋纪》，书中常表现出怀恋之情。很小时父亲便死了，所以祖母给他取名为愍孙，以后因为仰慕荀粲，所以自己改名为袁粲。会稽人贺蚕讥笑这事，因此王智深在书中对这事作了一番评论。

　　王智深家境贫寒没有什么交际应酬，曾经饿了五日没有饭吃，只好挖掘苋菜根来吃。司空王灯庐和儿子王尽分给他一些衣物食品。死在家中。

　　先前，陈郡人袁炳字叔明，很有文学才华，也受到袁粲的知遇。撰《晋书》，尚未完成便去世了。

　　颍川入庾铣，很善于写文章，受到豫章王赏识，被引荐，官车大司马记室参军，去世。

　　陆厥字韩卿，吴郡吴人，他是扬州别驾陆嚣的儿子。陆厥年轻时便很有风度仪表，喜好写文章，尤其是五言诗很有新奇变化。齐永明九年，武帝韶命各级官员举荐文士，同郡人司徒左西掾顾嵩之上表推荐他。州府举他为秀才，作王晏的少傅主簿，调任后军行参军。

　　陆厥末年，写文作诗的风气很是兴盛。吴兴沈约、陈郡谢跳、琅邪王融等人因文风类似而互相推重。汝南人周颐很懂得声韵。沈约等人写诗都用平仄，以平上去入为四声，藉此来设制诗歌韵律，不能随意增加或减少，世人称这种诗体形式为“永明体”。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后又专门论及了平仄问题。陆厥在给沈约的信中说：

　　范詹事《自序》云“生性就能区分字音的宫商平仄，懂得清音浊音，特别能够协调轻音重音，补救艰涩难读的字。古今文人，大多数不能够完全明白了解遣裹的奥妙，纵然有人会用宫商平仄，却不一定是从明了字音的本质上得来的”。沈尚书也说“自灵均以来，不能认识此中的奥秘”。或云“衹是暗与音理相合，不是有意去达到。张衡、蔡邕、曹、王，都没有预先觉察，潘岳、陆、颜延年、谢灵运，距离更远”。音韵的主要内容在于使“宫声商声互相变化，低声高声互相交错。如果前字声音虚浮，则后字应当切实而响亮，一篇之中，音韵完全不同，两句之内，轻声重声都不一样”。上述主张，言辞很优美，道理又很完善。但观察历代众位贤才，似乎并不是都不明白这种道理，那么所谓“不能认识此中奥秘”，则近乎不实之辞吗。

　　案范詹事所说“不是从明了字音的本质上得来”，沈尚书说“不是通过思虑而达到”，这可以说是揣测情思违背了五色交错，挑剔字句与音律偏离。范詹事又说“偶然也有合于音律的”，沈尚书说“有的与音理暗暗相合”。则那些有文采调韵清美的歌咏，虽有音律上偏差错谬的情况，但也有完全融合的，考察以往的诗歌，确实可以这样说。大凡思绪有融合分离，文章有通畅阻塞，即使前代贤哲也在所难免，任何事情也都不会没有这种现象。造就是曹子建喜欢让人指责文章的错谬，陆士衡对自己的作品有所遣憾的原因。既然说有遗憾，那么就不是完美之作，按理便可批评。君子执行了这种批评，您却说这种合于音理是暗合，这不好像是指责他合于音理而让人批评是遣憾吗。

　　自从魏文帝写论文，常常论述语音的清浊问题，刘桢的奏书，也非常明了文体情势的意趣。那些关于语言有龃龉不合与妥当贴切、文章要首尾接续互相照应的论说；用色彩来比拟音律，认为声音的高低清浊像五色交错一样，如果没有看出其中的奥秘，那么这些论说指的是什么呢?所以我说前代英才已经早就知道语音的平仄，但没有指出曲折隐秘之处，像现在论述得这么明了罢了。至于诗文中隐含有毛病，融合少而错谬多，则正如临淄所说的“人们的著作，不能没有毛病”。并不是知错不改，也不能说不改就是不知道，造就是曹子建、陆士衡说的“竭尽了情思但仍有很多悔恨之处，逭不是人力所能强求的”。现在既然赞成他们所说的有关诗文有毛病有悔恨的话，则一定了解他们自己知道没有悔恨没有毛病的地方；引用他们不明白不合律的地方说是暗，为什么独独要攻击他们已经合律已经了解的明白之处呢?我猜想，讲究质朴和追求文采是因时而异，古今是不一样的。诗文的紧要之处在抒情状物，对于篇章语句则要求较为宽松。抒情状物，是诗文的紧要之处，表达得好与壤尚且各占一半；篇章语句，是注意得较少的地方，所以合律少而错谬多。若能同时考虑到这两种情况，则前代英才并不是不知道声律，这是很明显的。

　　《长门》、《上林》，几乎好像不是一人写的赋，《洛神》、《池雁》，也成了两种体裁的作品。班孟坚思虑精妙纯正，《咏史》诗不差于束主的《两都赋》，张干子气度恢弘富丽，《羽猎》赋不低于凭虚的(二京赋》。王粲《初征》精美，别的作品却比不上它；杨脩思维敏捷，但作《暑赋》是整日也不能写成献上。事情急促需一日完成，但循顺意绪而作则少有错误；事情宽缓没有写七步诗时那么紧迫，但诗文却写得隐涩晦暗。同是一人，其思绪的迟缓与迅捷，其作品的精工和粗拙，好像有天壤之别。为什么却独独对于语言的平仄声律，一定要使它们完全合一呢?评论者衹可以说前贤对声律没有穷尽地推究其极致，却不能说先前毫无觉察。沈约答覆说：

　　宫商的声调衹有五种，文字的差别是几万，用几万文字的繁杂，来配合五声的简约，则读音的高下低昂，不是人们思维的力量所能一一列举的。还不仅仅是这种情况。十个字的诗文，颠倒相配合，字不过衹有十个，但再巧妙的配合也不能穷尽它的精美，何况字数超过十的诗文呢?自灵均以来，对此没有经过精心思考，所以原本便无从识得其大概。像这样精妙的声律，为什么圣人不去崇尚呢?这是因为研究声韵曲折的巧妙，对于训诫之义没有很大的作用，这不是圣人贤哲立论的紧要之处。因此扬子云把它比喻为“雕虫篆刻”般的小技巧，说“大丈夫是不屑于这样干的”。

　　自古以来的诗人们，怎么会不知道宫羽商征的区别呢?但虽然知道五音有差别，却对于其中的交错变动，不明白之处确实很多，所以我说他们“个中奥妙未能看清”。以此推论，则知前世文士便没有真正觉察到这些地方。

　　如果拿文章中字的音韵等于弦管中的声曲，那么它的美恶妍蚩，便不能有一点点的违反相悖。譬如让子野来弹琴奏曲，哪里会突然出现舒缓失调的声音?拿《洛神赋》和陈思王曹植的其他赋作相比，好像是两人之作。所以知道，如果天机开窍，则音律自然谐和；如果六情阻滞，则音律顿时错谬。陆士衡虽然说过“鲜明华美好像锦绣”，但怎会出现在江中洗彩色衣裳，其中有一片是卫文侯的衣服这种情况?因而陆生所言，也不是很完美的。合不合音韵，也还有精细和粗糙的区别，对此，轮扁不能说清楚，老夫我也不能完全辨别得清。

　　齐永元元年，始安王萧遥光造反，陆厥父亲陆闲被杀，陆厥获罪被囚禁。不久有大赦令，陆厥对父亲没有等到大赦而被杀深感遣恨，感伤哀痛而死，时年二十八岁。有文集流行世上。

　　会稽虞炎，永明年间，因有文学才能，与沈约一道受到文惠太子的赏识，待遇之深厚不同寻常，最后官至骁骑将军。

　　崔慰祖字悦宗，清河郡东武城人。父崔庆绪，永明年间，为梁州刺史。

　　崔慰祖初出仕为奉朝请。父亲亡故后他不再吃盐，母亲说：“你既没有兄弟。也没有子嗣。遇大丧不灭孝的本性，应当不进食美味佳肴罢了，怎能断绝吃盐呢!我现在也不吃盐丁。”崔慰祖不得已而听从丫母亲的劝告。父亲在梁州的资产家财有千万，都散发给同宗的族人；家具器物都用漆写上日字，这种有日字的器具，流散到远近各地。崔慰祖整理了父亲有关的租借文书凭证，对族侄崔弦说：“他们如果有了这些器具，自然会将借去的归还回来；如果他们没有这些器具，我说什么呢?”于是便将人们的租借字据全都烧掉。

　　崔慰祖爱好学习，收藏书籍达到万卷。邻居中有爱学习的青年都相随着来向他借书，每天数量达到几十套，崔慰祖都亲自取出给他们，从来没有推托过。

　　崔慰巡任垃童工抚军墨曹行参军，转刑狱，兼记室。萧遥光喜欢下棋，多次召崔慰祖来对弈，崔慰担常推辞说下得不好，不是朔日望日就不来拜见。建武年间，有韶要求各地举荐才士，崔慰祖的堂兄崔慧景推荐了崔显回和芒厦人塑坠扰，并为硕学。齐明帝想让他管理一个方圆百里的小地方，以测试他的才能，崔慰祖推辞不就职。

　　国子祭酒沈约、吏部郎谢跳曾在吏部省中聚集很多宾朋好友，每人都向崔慰祖询问十几件有关地理方面的不熟悉的事，崔慰祖口吃，语言不华美，但回答得有根有据而且精通熟悉，满座宾客都赞不绝而且心服口服。谢跳赞叹说：“假如班固、司马迁再生，也不过如此。”

　　崔慰祖出卖自己的住宅，标价四十五万，买者说：“能否减点价?”崔慰祖说：“我实在比韩{继更惭愧些，不许有两种价格。”买者又说：“那你先标价四十六万，待我间时你可减让一万给我。”崔慰祖说：“这样做就是伙同你一块去欺骗别人，这哪里是我的本心呢?”

　　崔慰迟年轻时和侍中辽祀很有交情，等到江担显贵了，常来邀他去作客，但崔慰祖不去。崔慰巡和丹阳县回非常要好，崔慰光依凭墓应造反时，崔慰祖正在城内、，在城池还没有被攻下的前一天，对崔慰说：“你家中有老母亲，应当赶快出城去。”于是命守门人放他出去。崔慰祖出城后就去朝廷自首，被囚禁。病死。

　　崔慰巡着有《海岱志》，记载了从太公时起到酉置时止的人物，为四十卷，尚有一半没有完成。临死时，写信给堂弟崔纬说：“常想再注释可迁、固两人的历史著作，已搜集到《史记》、《汉书》遗漏未载的事二百余件，放在厨房的竹筐中，你可以收检好记写下来，以保存它的大意。《海岱志》还不完备周详，你可抄写好几遍，付给护军的各位从事每人一本，也给朋友任昉、徐夤、刘洋、裴揆等人。”又吩咐说“让棺材直接靠近黄土，不必用砖砌，不要摆设灵座”。死时年纪三十五岁．

　　王逡之字宣约，琅邪郡临沂人。父祖都曾做过郡守。

　　王逡之年轻时有礼仪学识，见闻广博。起初作江夏王国常侍，后陆续为大司马行参军，章安县令，直至始安工内史。他没有去做始安王内史，而官拜山阳王骠骑参军，兼治书御史，安成国郎中，吴县县令。

　　宋升明末年，右仆射王俭重视儒术，王逡之以著作郎身份兼任尚书左丞，参加议定齐国礼仪。当初，王俭撰写《古今丧服集记》，王逡之写了十一条问题驳难他。他自己再撰写《世行》五卷。转迁为国子博上。因国学荒废已久，故在齐建元二年，王逡之便首先上表章要求重立国学，同时仍兼著作郎，编撰《永明起居注》。转官为通直常侍，骁骑将军，领博士、著作郎照旧。后外任为宁朔将军、南康相，太中、光禄大夫，加侍中。王逡之一向很朴素，衣服经常不洗，办公的案桌都是尘土灰黑，年老仍手不释卷。建武二二年去世。

　　王逡之的堂弟王珪之，有史学才能，编撰《齐职仪》。永明九年，其子中军参军王颢上奏说：“臣亡父故长水校尉珪之，以质朴为根基，依儒学而养心性。因此在宋元徽二年，被敕命派去纂集古时所设职官的历代分划情况。凡是在典策上有记载的，他都一定要详尽地加以考察。因此各种等级的执掌、司职，全都加以编定收录。各级职官的黜降陟升转迁补阙，都要详细核定记录。并且叙述各种官服、冠带、佩饰的等级差别。正遇上天启齐运，朝代更新，故太宰臣褚渊奉宣齐帝旨意，要他赶紧加以删改订正。尚未刊定完，臣家便遭遇凶灾。我不考虑自己身份的平庸卑微，恭谨而冒昧地奏上，总共有五十卷，名之为《齐职仪》。希望能够长久地藏入天朝秘合之中。”皇帝诏命收入秘阁。

　　祖冲之字文远，范阳蓟人。祖父名员，时任大匠卿。父亲名塑之，任奉朝请。

　　祖冲之年轻时便喜欢考古，有机敏的才思．宋孝武帝派他在华林学省任职，赐给他住宅、车马、服饰。出仕为南徐州迎从事，公府参军。

　　宋元嘉年间，开始用何承天所造历法，比古代十一家的历法更精密，但祖冲之认为还粗疏，于是改造新历法。他给皇帝上表说：

　　我广泛地考察了以往的各种典籍，例如五帝时曰月星辰运行的度次，三王时日月星辰的交错分合，《春秋》记载的朔望气候，《纪年》记载的日食月食，司马谈、司马迁著作中有关的记述，班彪、班固所撰志书的内容，魏代的注历，晋代的《起居》，探索古与今、华夏与狄戎地区历法的不同。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二千余年间，曰月离合交会的征兆、星辰运行度次疏密的证验。专心研究，深思熟虑，能够把它们的规律和差异都说出来。加上亲手测量王表尺度，亲眼察看仪器刻漏，观察尽量地细致，计算力求精密，考核、试验、推论、演绎，又知道得非常完备详细。

　　但古代历法不精密，错误很多，各家说法杂乱不同，使人不知要点。考何承天所上历法，其意要有所改革，但其所造历法简略，现在已与实际相差很远。按照我的观测校正，发现了它的很多错误：太阳和月亮的位置差了三度；冬至夏至时日晷的阴影比实际晴况几乎差了一天；五星在伏天出现，竞差四十多天；而其运行状况，有时相差两夜。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之日与实际不合，则节气闰余的日子也不正确；日月星辰的位置和运行违背了天体的实际情况，那么观测便不准确。我生在圣明的年代，遇上好的世运，因此冒昧地请求用我不太聪明的智慧，再造新的历法。

　　我确定改变的情况有两种，设置新法的情况有三条。要改变的第一条是：因旧法一章，十九年有七个闰日，闰敷太多，经过二百年便相差一天。节气闰日既然有变动，自然应当更改历法，日历纪年常常变化，这都是由于这条历规而造成的。现将章法改为：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个闰日，使合于周、汉纪历，则将来长期使用，再不会出现差错变动。第二条：因《尧典》说：“太阳距昴宿最短，正是仲冬。”用这条来推算，则唐代的冬至曰在现在昴宿左方五十几度。汉代初期，用的是秦代历法，冬至曰在牵牛宿六度。汉武帝时改用《太初历》，冬至曰在牛宿初度。后汉用四分法，冬至曰在斗宿二十二度。晋代姜岌用月食来检验太阳的位置，得知冬至曰在斗。宿十七度。现在用中星作验证，再考察月食月望，冬至之曰在斗宿十一度。统计一下，历时未满百年，冬至曰的位置相差了二度。旧历法同时还使冬至闩的位置确定不变。天的度数既然有差别，则曰、月、金、木、水、火、土这七曜的宿度，渐渐地发生了错误。错误已经非常明显，就应当改变．仅仅合于一时，是不能够贯通于长远的。移动变化不止，又是由这条法规所造成的。现在让冬至所在位置，年年有微小的差别，用汉历来验证，都很审密，并且可以长久地使用，不需要经常改动。又新制历法三条：第一，以子为时辰之首，位在正北，爻数应合了初九升气酌开端，虚宿在北方匕宿裹位列正中。元气开始发生，应该在这个位置。前代儒家虞喜，已经对它的意义论述得很完备。现行历法的上元曰度，由虚宿一度开始。第二，日历时辰的称呼，以甲于为最先，所以历法设置元始，应当从这一年起。自黄帝以来，世代所用，总共有十一种历法，没有一种历把上元作为年名，而现在日历上元这年应在甲子。第三，用上元作年岁名，在历上符合各条，都应该以这一年为起始。而《景初历》曰月五星交会的快慢，其起始曰有差别。又何承天历法。曰月五星，各自有元始曰，交会快慢，也都有位置差别，衹定得朔气相交合而已，条规次序纷繁错乱，比不上古历法。现设置历法，规定曰月五星交会快慢，全都以上元岁首为起始，群流共源，这样才几乎没有差错。

　　如果要测定天体情况，依据它取得实际效果，那么天象是非常显明的，用尺表就可验证推算，动气虽然幽微，用仪器测度也不会有差错。现在我所创制的历法，容易使人信奉。它综合查考核实了古历法的始终，大体上保留了共同之处，推出新规改变旧法，有简有繁。用简约的条规，我有道理而不感到害怕，用繁多的条规，自认也没有错误。为什么呢?因为纪历闰日的参差不齐，是天数各有定分，用它来作历法的体制，并非不细密。我为此推究毫厘，使追求奥妙的准则更加完备，不辞劳累，以创建长久确定的历法；并非是我思考了而不知道，觉悟了而不去改变它。如果我奏上的历法万一可以采用，我希望能颁布到各个职司部门，请皇上恩赐审察研究。

　　事情奏上，孝武帝命朝中懂得历法的人和祖冲之辩论，没有人能难倒他。遇上孝武帝驾崩，所以历法没有施行。祖冲之外任为娄县县令，谒者仆射。

　　当初，宋武帝平定关中，得到姚兴的指南车，但衹有外形而没有巧妙的内部装置，每当指南车运行时，还要派人在内部转动它。宋顺帝升明年间，齐太祖萧道成辅政，让祖冲之按古法修造。祖冲之改用铜来制造内部装置，使它不论怎样转动却始终指着一个方向，自三国时期马钧以来还从没有过。当时有个北方人索驭骈，自称也能造指南车，太祖让他和祖冲之各造一辆，造好后在乐游苑比试，可索驭鳞所造指南车有很多差误，于是便把它砸碎烧掉。齐永明年间，童陆王萧子良喜欢古物，祖冲之就制造欹器献给他。

　　文惠太子在东宫时，见到了祖冲之的历法，曾奏请齐世祖颁布施行，不久文惠太子去世，这事又耽搁下来。祖冲之转官长水校尉，兼领本职。退迚之作《安边论》，想开展屯田，推广农业栽培。建武年间，齐明帝派祖冲之巡行四方，让兴建有利于百姓的大工程，正遇上连年有战事，所以这件事终于没有施行。

　　祖冲之懂得音律，玩博塞游戏更是绝妙，没人能和他相比。因诸葛亮造过木牛流马，他便制造一种机械，不利用风力水力，开动机关后能白行运转，不需要人力。他又造千里船，在新亭附近的长江上试验，每天可行百余里。在乐游苑造水碓磨，齐世祖曾亲自前去观看。祖冲之还特别善于算术。齐永元二年，祖冲之去世，享年七十二岁。他著述了《易经》、《老子》、《庄子》的释义，注释了《论语》、《孝经》及《九章》，还撰写《缀述》几十篇。

　　贾渊字希镜，平阳襄陵入氏。祖父贾弼之，晋朝时任员外郎。父亲贾匪之，任骠骑参军。

　　家传有贾氏谱学。宋孝武帝时，有青州人发掘古墓，上有墓志铭：“青州世子，束海女郎”．宋孝武帝问学士鲍照、徐爰、苏宝生，都不知道这是谁的墓。贾渊回答说：“这人是司马越的女儿，嫁给了苟晞的儿子。”经检验查访，果真如此。因此受到宋孝武帝的厚待，敕命买渊注释《郭子》。

　　宋明帝泰始初年，征召为丹阳郡主簿，奉朝请，太学博士，安成王抚军行参军，出任丹徒县令。宋顺帝升明年间，齐太祖萧道成赏识买渊家传的学问，召他为骠骑参军，武陵王国郎中令，补余姚县令。尚未成行，便仍旧为义兴郡丞。齐武帝永明初年，转官为尚书外兵郎，历大司马司徒府参军。竟陵王萧子良让买渊撰写《见客谱》，出任句容县令。

　　从前谱牒学没有名家，买渊祖父买弼之广泛搜集百余家氏谱记，专心致志地从事整理家谱的事业。束晋太元年间，朝廷供给买弼之一些令史书吏，帮他撰定缮写，并将写定本收藏于秘阁及左民曹。贾渊的父亲及贾渊本人共三世传下这门学问，共有十八州的士族谱，合起来总计有一百编七百多卷，精细详尽，当代无人比得上。齐永明年问，卫军王俭所抄录编写的《百家谱》，是让买渊一块参加编撰的。

　　齐明帝建武初，贾渊迁任长水校尉。低贱僻陋之人王泰实用钱买通他而将自己的名字偷偷写入琅邪王氏家谱中，尚书令王晏‘因此奏启齐高宗，买渊因犯法而被收捕，按律当处极刑。贾渊子买栖长代父请罪，叩头至血流满面，朝廷哀怜他，所以敕免了贾渊的罪行。过了几年，始安王萧遥光请他去作抚军谘议，贾渊不肯就任，仍为北中郎参军。齐和帝中兴元年，买渊去世，享年六十二岁。他所撰的《氏族要状》和《人名书》，都在世上流行。

　　史臣曰：文采辞章，是情感性格的标志，是神明的音律。思绪畅游于体内，集聚包融于笔端，发而为言落纸为文，气势韵味有如天成。没有谁不是禀承于天生的灵性，变化于个人的爱好的，机巧识见各不相同，欣赏感悟纷纭繁杂。比如曹子桓的品评人物，挚仲治的区别文体，陆机思辨于《文赋》，李充发论于《翰林》，张嗜挑剔褒贬，颜延年描写情兴，各人都是随意驰骋自己的情思，各有自己的标准。写文章的方法技巧，事与情都来自于神奇的思想，感召而无形象，变化没有穷尽。文字的读音衹有五声的不同，但写出的语言文句却不一样。世间万物，同类的情状几乎相同，但各人笔下描绘的却是千差万别。诗歌的规范，原本来自于《诗经》，但流派分散，形成体式。像陈思王的《代马》等诗歌，王塞的《飞鸾》等篇章，都是超前绝后的四言诗体。李少卿的离别诗，是五言诗的精品，别人难与他争高下。桂林湘水，是张平子的华美篇章。飞馆玉池，是魏文帝奇丽的诗歌所咏，七言诗的作品，如不是他们写得好则还有谁能超过呢?司马长卿、扬子云的作品富丽堂皇，能登堂入室为辞赋之冠冕；张华、左思气势恢弘廓大，别人登高之作难以为其后继，写赋贵在铺扬文采，谁能比他们更会铺陈呢?汉显宗的陈述傅毅，简文帝的铺扬袁彦伯，其语言文句的制作，都得自于颂体。裴颌内侍，元规凤池，都是白子章以来章表之体的优秀作品。孙绰的碑文，继承了蔡伯喈，谢莲的诛，继承了潘安仁，题王追的《杨瓒》，自认为比得上《马督》，虽以量多为贵重，但归于庄重为允当．王裹的《僮约》，束皙的《发蒙》，虽是滑稽诙谐之作，但也写得雄奇瑰伟。诗体制，比起其他各种形式的诗体都更好。从情理上说，人们喜欢作某样事情，但重复太久则使人厌烦轻慢；对于文章也是如此，最可担忧的是常用旧的形式，如果没有新变，不能称雄于一代。建安诗作本属一体，《典论》品评时却短长互出；潘岳、陆机齐名，但他们的文采区别很大．江左的风气兴趣是崇尚道家学派，郭璞推崇其机巧变化，许询极尽其名理之辩，殷仲文没有消尽玄言之气，谢混情致新颖，获取的名声却不很高。颜延年、谢灵运同时崛起，各自独树一帜；汤惠休、鲍明远后出，都能超出当世。红蓝之色都很鲜丽，但相互没有源流阴系。现今的文采辞章，作者虽然众多，概括起来，大约有三种流派体式．第一是导心闲适，寄意于华丽辞藻中，虽然精巧绮丽，但最终却显得迂回曲折。这种文章适合于公宴应酬，原本就不是文章的标准样式。粗疏缓慢是它的膏盲之病，有些典雅正派的虽然可取，但也极其不合情理。这种体式源自于谢灵运。其次，是述事状物喜欢类比，文句讲究对偶，非对比不可，虽然描写事物广博，尚可以赞许，但过于受到对比的拘束牵制。有的则完全藉用古语来表达现实晴感，喜欢曲折牵引而形成对偶。衹能使人看见事物的例子而失去文章的清新辞采。像傅咸的五经，应璩的指事，虽然并不完全相似，但按体式说是属于遣一类。第三，是文意突出、语调急迫而使人惊心动魄，文辞美艳过度而炫惑人们耳目，就好像五色之中有大红大紫，八音之中有郑、卫之音一样。这是鲍照留下的热烈的风格。在上述三种体式之外，请让我再发表一些胡乱的言论。文章应当出白天然之机巧，参考史传而得出，不应预先构想聚集，想说又说不出来。语言崇尚简易明了而不要刻意追求华艳，音韵自然，滋润婉转而真切。文辞利索而不拖滞，顺便采用些民间语言，做到既不过雅也不太俗，完全符合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轮扁斫轮非常自然精工，但庄周描述得不够详尽。现今的文人谈士，很少有人能达到上述各项要求。逭不仅仅是思考得不周全的问题，而实在是因为方法不同受到的妨碍。清谈家们所习惯的是，注重事理超过看重文辞，用这种方法写文章，终究归于晦暗。所以能文理兼工的人非常少啊。

　　赞曰：学习所得次于天生所知，多多认识前贤英才的优点。文章从笔下流出，鲜美的辞藻像春天那么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