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一种“遇见”。打开书本的刹那,就开启了一扇去往不同时空的大门,碰见各种各样的人,听说形形色色的事,接触不同年代留下来的思想精华。而选择怎样的“遇见”,读书人理应有属于自己的主动权。
苏东坡说得好:“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那么,什么才是“所欲求者”?我想,除了要选择那些契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功课长进的书籍外,关键一定要按优中选优、精中选精的原则,去选读那些经受过时间和一代又一代读者淘洗的经典。须知,读一本经典抵得上读几十本、上百本普通之书。而对于那些平庸的书籍,我们还是少读或者不读为妙。那样的“遇见”,只是重复,只会无端损耗你去选择读一本经典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太不值得。
交朋友要交五湖四海的朋友,读书当然也是“遇见”的人和事越多越好,读书面越广越好。读报看到一个材料:在当年的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在读书方面都是学贯中西,打通文理。因此,吴宓、陈岱孙、金岳霖、贺麟等能用中国话语、中国文化娴熟诠释西学;冯至讲《浮士德》时,可以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来诠释《浮士德》“一个越来越高尚越纯洁的努力,直到死亡”的主题。一些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教授,也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学识。物理学教授王竹溪编写《新部首大字典》,在语言学界颇有影响;化学系教授黄子卿工于书法,热爱旧体诗,时常与文学教授游国恩探讨诗歌;年轻的数学家华罗庚则对散曲充满热爱……
读书的“遇见”,又并非不动脑筋地匆匆而过,而是一种主观能动的行为。换言之,一定要避免人云亦云的做法,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善于从无疑处读出有疑。诚如孟子所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据说,梁启超先生对于所读之书是不愿轻易相信的。他作《王荆公》,为搞清楚王安石新政的真相,不仅反复研读王临川全集,还参阅宋人文集笔记凡数十种。所以,当与《宋史》互相参证时,他始发现其中的一些以讹传讹抑或故意诋毁、污蔑的谬误,然后,他“一一详辩之”,以还原历史真相。这种实事求是的“遇见”方式,不仅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自己的治学态度负责。
从书本中来,到生活中去,则是一种以“遇见”叠加“遇见”而解疑释惑的有效方法。延伸或者跳出书本的平面“遇见”,而到现实的自然与社会中去作立体的“遇见”,其效果或许会更精彩,更生动。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教授,就对读书与旅行之间的关系有着独到的理解。他说:“我是搞历史地理的,旅行有时会带来契机,长期解不开的谜解开了。我曾和凤凰卫视拍过‘告别三峡’的纪录片,就看到当地一个盐场,卤水直接从山里流出来,这种卤水看着普通,其实咸得不得了,直接放在锅里煮就成了盐。这里的盐场一直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在用,后来才停掉。我研究移民史,巴人曾迁到这里煮卤产盐,巴人为什么一度很强势,地盘能扩展那么大?他们控制着盐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原本,葛剑雄教授在读书中无法解开的疑窦,想不到因为一次拍纪录片的“遇见”,终于茅塞顿开。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现实自然与社会中的立体“遇见”,无疑是对书本知识一种必不可少的重要补充和佐证。
想起杨绛先生说过:“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先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登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请高明,和他对质。”这无疑是对“读书是一种遇见”最生动的诠释。而一个会“串门”、常“遇见”的读书人,更让“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成为可能,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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