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至庄的父亲邹殿邦是广州商界的领袖。邹至庄自小从父亲处得到了两个最重要的教诲:一是要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理解对方的观点和立场;二是要有恒心和毅力,只有不断积累过往的经验并学习新的东西,才能提高自己的能力。
后来邹至庄自己从经济学中得到了另一条体会,即与别人共事,一定要考虑对方的利益。他发现,从本质上讲,经济学是一门以个人主义哲学为灵魂的学科:单独决策要讲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合作决策则要讲求激励兼容,即设法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对方利益最大化。父亲教导的人生哲理与经济学理论原来也是“兼容”的。经济学不仅是一门研究事实的学科,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学到待人处世的哲学。
邹至庄真正独立地进行经济学研究,是从寻找博士论文题目开始的,他感慨地说,这一过程非常不容易。事实上,不止他一人有类似的经验。找一个合适的博士论文题目往往比写作过程更困难,因为题目太大可能无法驾驭,但题目太小又难出新意,它既要考人的判断力,而又与运气有关。
1951年,邹至庄到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与博士学位。由于第一年就通过了学科考试,所以在1952年他就取得了硕士学位。之后的一年,他既不用上课也不用读书,于是满怀把握,以为两年之内就可以把博士论文写完,谁知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竟还找不到合适的题目。
但邹至庄这样折腾一年,决非白白浪费,他得到了很多无形的训练。从写博士论文开始,他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研究进程:先花时间把有关的经济理论弄清楚,然后再接触实际的数据资料,之后研究成果就会水到渠成地出来。他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题目,那就是研究美国的汽车需求,因为他曾修读过“消费需求理论与计量”,对有关的理论相当熟悉,而且自己也很有兴趣,所以就选择了汽车这种耐用品作为研究对象。
邹至庄最终在1955年完成了《美国汽车需求》,并在两年后(1957年)出版。围绕他的这篇博士论文,曾发生过不少有益的争论。芝加哥学派的学术作风向来以强悍着称,研讨会上的争辩更是从来不留情面,着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是邹至庄的指导老师之一,他为人比较顽固,他们两人辩论的时候简直就跟吵架没两样。弗里德曼直嚷:“不对!不对!”但事后他又对邹至庄说:“要是你写的东西没有价值,我不会和你吵;正因为你写得好,我才和你吵。”看来,能跟弗里德曼大吵一场也是要有资格才行的。
1960年,邹至庄发表了他的成名作——《检验两条线性回归方程式的系数是否相同》,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着名的“邹氏检验”(Chowtest),邹至庄由此在经济学界声誉鹊起。
对于如何做学问,邹至庄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觉得,只要每天有三四个小时头脑清醒全力以赴地思考问题,就够了;即使是富于独创性的问题,有五个小时也可以了。至于思考什么问题,可以在每天起床时先考虑一下。如果对一个问题,每天都能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日积月累起来,几个月后,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而对大的研究方向,邹至庄则觉得应以兴趣为主,机会为辅。如果没有兴趣,研究一定做不好。但如果光有兴趣,没有机会,也难以成事。不过总的来说,邹至庄认为,兴趣是最重要的,因为他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验。曾有两家电脑公司为权益纷争而诉诸法院,请他和斯蒂格勒代表其中一家公司提供证词。这是份报酬非常优厚的差事,因为他代表公司去加州准备出庭,自出门那一刻开始计算,包括乘飞机、住宿旅馆的时间都算在里面,付给他们200美元的时薪,就是晚上在家里阅读有关文件、书籍也同样计费。但干到后来他深感厌倦,觉得就学术研究而言,这件事实在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也就不想赚这钱了。官司前后持续了一年,结束的时候,他大有如释重负之感。
邹至庄在促进中国与美国经济学界交流方面也有重要贡献:1984年的微观经济学暑期班结束后,他到华东一带旅游,其间,他写信给当时的高教司副司长兼北大教授夏自强、王复孙、王泽农三人,表示愿意与教育部合作,选派优秀的中国学生留学美国攻读经济学。邹至庄回到美国一个星期后,教育部回复接受他的建议,于是在1984年底就开始了第一批留美学生的考试。第一批参试者有一百六十多人,其中63人经邹至庄安排出国,1985年开始正式派遣出国。自此至1988年的四年里,邹至庄一直都在帮助中国学生到美国攻读经济学。
但后来,邹至庄发现,经他选派出国的留学生,有95%之多,最终留在美国没有回去。同邹至庄一样热心于帮助中国学生赴美学物理学的李政道,在遇到同样的情况后十分不满。但邹至庄却有与李政道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选派学生出国留学,无论如何都是件好事:首先,人们为争取出国,积极投入到经济学的学习之中,因此使经济学在中国大陆得以迅速发展,仅仅是这一点,就已使中国的经济学界受益不尽。其次,他觉得栽培留学生的目的,不应只将目光狭隘地局限在中国,而应看作是为世界培养人才。这些留学生不管最终留在美国还是中国,不管是教书育人还是从事学术研究,总还是有益的。最后,留学生虽然留在美国,并不等于他们就不肯或不能为中国服务,有时短期回国讲学,或利用在国外的便利,协助国内的学者到国外访问,及筹集国内学术活动所需之经费等等,都一样是为中国的发展作出贡献。有了这样的想法,再加上邹至庄是一个身体力行的自由学者,坚信自由是个人进行抉择时所需遵循的最重要原则,因此,他不像李政道以及在国内协助学生出国的教育部官员那样,竭力说服留学生回国。如果有留学生去问他这方面的问题,他一定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来作长远的考虑,以学生本人的效用最大化为原则。邹至庄提出,只要中国内部的经济及其他环境改善,即使是外国学者也会不请自来,更不必说有着浓厚的报效国家的道德情结的中国人了。这大约也是一种经济学的思路吧。